示意圖：pixabay
2013年，86歲的保羅·沃爾克到北京大學做了一場授課，課後在未名湖畔跟一位年輕學者散步聊天。走著走著，這位身高206公分的巨人停下來，自言自語道：「通脹去哪兒了？(Where is the inflation?)」
沃爾克，上世紀80年代初的美聯儲主席，曾經成功領導了一場遏制美國超級通脹的行動，為宏觀經濟學史留下了「沃爾克時刻(Volcker Moment)」這一名詞。這個時刻奠定了美國長期增長的根基，而「通脹」一詞已是沃爾克難以抹去的印記。然而，隨著2019年他的逝世，他的時代似乎已經漸行漸遠了。
但是，在2022年，他的名字再次回歸大眾的視野，「沃爾克時刻」成為熱詞。
2022年，美國6月CPI同比上漲9.1%，達到40年最高，也勾起了人們對於沃爾克時代的記憶。為應對此次超級通脹，美聯儲祭出了史詩級的加息動作，今年截至9月，美聯儲已經多次暴力加息，達到300bp，這種力度同樣是40年來所罕見。
通脹，在兩個時代之間，講述了一個波瀾壯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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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美國CPI同比上漲9.1%，創造了40年來的新紀錄。
此後，這個數據一直居高不下，7月為8.5%；8月為8.3%；9月為8.2%。尤其剔除波動較大的食品與能源後，核心CPI同比增長6.6%，高於8月的6.3%，衝上1982年8月以來的最高位。
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創新高，歐元區的通脹率在9月也達到了10%。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通貨膨脹率在今年三季度將達到11%，這也是自1999年以來的最高紀錄。
這一切，有很多原因。
1）最重要的是貨幣超發。疫情後，美歐大搞經濟刺激，美國還推出了無限量量化寬鬆，無上限無底線向市場投放貨幣。2020年一年，美聯儲資產負債表擴張了3.2萬億美元，增幅達77%，MMT（現代貨幣理論）大行其道，MMT雖有「現代」二字，卻可以追溯到凱恩斯，它假設經濟運行在需求不足的狀態，貨幣擴張不僅不會帶來通脹，還可以刺激實體經濟增長。
從2020年3月到2021年3月，美國搞了三輪財政刺激，總額高達4.8萬億美元，給中低收入群體發放現金補貼，提高失業補助，為企業提供救助資金和稅收優惠，向地方政府和醫療衛生系統發放補助。
這個補貼是驚人的。以失業補貼最高的麻薩諸塞州為例，一個年收入10萬美元的家庭，如果夫婦二人幸運地在疫情期間都沒有失業，可以領到6400美元以上的現金補貼。如果夫妻雙雙失業，則能領到70000美元左右的現金。即使在補貼最低的密西西比州，也能領到42000美元左右。如果考慮到稅收、交通、應酬等費用，可能比正常就業一年的實際收入還要高，可以說，疫情的衝擊反而讓很多美國人更富有了。
美聯儲還調整了貨幣政策框架，2020年8月，提出「尋求實現長期平均2%的通脹目標」，關注的是長期目標而不是短期物價走勢，提升了對通貨膨脹的容忍度。同時，隨著疫情管制放鬆，居民需求也大幅擴張，導致通貨膨脹。
但是，2021年，面對高通脹，美聯儲的反應是遲鈍的，並未緊緊跟上通脹曲線，加息動作遠遠落後，導致通脹烈火烹油。
2）供應鏈危機加劇通脹水平。疫情造成了供應鏈危機，生產各個環節受到很大影響，大大增加了生產、運輸和消費成本。計劃環節，受疫情影響，很多企業無法及時準確地獲取供應鏈全鏈條數據信息，一旦在計劃出錯，可能對全局都造成嚴重影響。採購環節，若原材料和零部件地區受到疫情管控，採購企業就會受到重創，例如我國高度依賴國外高端晶片，若晶片無法進口，我國的製造業會受到嚴重掣肘。製造環節，人員隔離、勞動力短缺等問題，嚴重衝擊生產，甚至出現停產、倒閉等嚴重後果。由於生產配置的剛性特徵，很多企業很難適應市場需求變化實現生產自救。交付環節，受疫情影響，全球多地港口擁堵，一箱難求，運價飆升，國際航空運輸也曾一度停擺。疫情對全球供應鏈的衝擊及對通脹的推波助瀾不可忽視。
3）地緣衝突等因素引起能源價格上漲。俄烏衝突對能源貿易和運輸造成了巨大的掣肘。自2021年以來，歐洲的天然氣價格已經翻了四倍多，導致生活成本飆升，經濟活動受到阻礙。當地時間2022年9月2日，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俄氣）發表聲明，該公司在對「北溪-1」天然氣管道最後一台運行的渦輪機進行檢查時發現其損壞，在完成修復之前，該管道將被迫停運。9月5日，俄羅斯無限期關閉北溪1號管道，受此影響，歐洲天然氣價格一度暴漲35%。同一天，倫敦洲際交易所天然氣期貨價格開盤後大漲30%。這個只是整個歐洲能源緊缺、價格高漲的一個縮影，也是全球通脹的一個切面。俄烏衝突等地緣政治形勢惡化導致大量人力物力用於戰爭和政治衝突，而非用於生產性活動，這個成本無疑也是巨大的。
與此同時，2022年夏季，全球各大洲都在遭受著不同程度的氣象災害，高溫、乾旱、暴雨以及森林大火等自然災害頻發，威脅著人類的生命安全並且給經濟財產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COPA-COGECA（歐洲農業團體聯合會）預計2022年歐盟穀物總產量為2.69億噸，比上年減少6.8%；普通小麥產量預計為1.256億噸，比上年減少2.5%；杜倫麥產量預計為740萬噸，同比降低7.4%，在造成糧食危機的同時也推動了通貨膨脹。
4）逆全球化抬頭導致貿易成本增加。早在川普政府時期，美國的單邊主義政策嚴重破壞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隨意加征關稅，限制高科技產業投資合作，調整轉移產業鏈，客觀上增加了經濟成本。拜登上台後，不但沒有調整原有策略，反而搞了新一輪的打壓措施，擴大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導致全球產業鏈的動盪，加劇了全球通脹的壓力。
5）國際熱錢投向發生重大轉折。2008年之後，全球超發的貨幣導致了空前規模的國際熱錢，紛紛湧入樓市、股市和幣市。比如2020年至2021年歐美國家房價暴漲，不少國家的房價累計漲幅達到20%，但是由於樓市、股市、幣市價格上漲不計入CPI，因此即使這些資產價格暴漲，並不會直接引起通脹。而隨著近期當地歐美樓市、股市的泡沫越吹越大，2021年下半年，國際熱錢突然轉向，大量湧入大宗商品市場，導致大宗商品價格突然暴漲，引發惡性通脹。
隨著通脹水漲船高，迫近了兩位數，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祭出了自沃爾克時代以來最猛烈的貨幣緊縮行動。自今年3月開啟加息周期以來，美聯儲已加息5次，更是在9月決定連續第三次大幅加息75個基點，市場預期美聯儲將在11月的議息會議上連續第4次大幅加息75個基點。決策者還在更新的點陣圖中預期，年內最後的兩次會議中大概率還將有125個基點的加息空間。
對此，鮑威爾引用沃爾克的回憶錄，提到了沃爾克抗通脹的決心，稱政策制定者「將堅持下去，直到任務完成」。
但是，暴利加息可能會導致衰退風險。美國近期一項調查顯示，97%的企業高管認為美國經濟正處於衰退或走向衰退。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應用經濟學教授史蒂夫·漢克此前接受CNBC（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採訪時也表示，美國經濟將在2023年陷入嚴重衰退。美國摩根大通公司執行長傑米·戴蒙在接受CNBC採訪時表示，通脹失控、利率上升速度超過預期，以及俄烏衝突等因素加劇了未來的不確定性，美國可能會在6至9個月內陷入經濟衰退，並提醒市場參與者提前做準備。
20世紀70、80年代，美國迎來了史詩級的通脹。
1960年代，詹森總統大幅增加戰爭以及反貧困等支出（例如醫療保險），在政府赤字增加的同時也推高了價格，此外，寬鬆的貨幣政策刺激了需求，推升了通脹。
1971年8月，美國宣布單方面廢除布雷頓森林體系，暫停美元與黃金的自由兌換，隨後宣布實行強制性工資價格控制，扭曲的價格控制加劇了囤積居奇等行為，在控制放鬆後，物價立刻反彈。
此外，1973年，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對美國實施禁運，推升了能源價格。疊加極端天氣厄爾尼諾現象加劇，全球糧食歉收嚴重、糧食價格攀升。
1970-1979年期間，聯邦基金市場交易活躍，使得聯邦基金利率成為監控貨幣市場狀況的指標，如果貨幣總量高於預期增長率，美聯儲會提高聯邦基金利率以收緊貨幣需求。但在此期間，美聯儲無意大幅改變基金利率，利率調整往往落後於市場變動，這時候使用聯邦基金利率作為操作目標助長了貨幣增速反覆超調。
1979年8月6日，沃爾克上任美聯儲主席，掀開了美國貨幣政策新篇章。他認為，無法確定什麼水平的聯邦基金利率最能調節貨幣供應量，直接控制貨幣數量是打擊通貨膨脹的更有效手段，調節貨幣供應量也可以有效地允許利率有更寬的波動區間，因此將操作目標轉變為貨幣供應量，更直接、明確、嚴厲地調控貨幣增長。
沃爾克嚴格控制貨幣供給增速，錨定通脹預期，提升貨幣政策可信度。
1）擴大準備金繳納範圍，調低非借入準備金目標水平，降低貨幣乘數，進而收縮廣義貨幣供應量，1980年通過的《貨幣控制法案》要求所有存款機構繳納準備金；
2）通過提高借入準備金目標，間接提高聯邦基金利率；
3）1980年3月，啟動「特別信貸限制計劃」。
兩年多時間，沃爾克創造了「通脹預期本位」的貨幣政策框架，對降低貨幣增速意義重大。
沃爾克的緊縮政策也曾遇到阻力。在1979年9月18日的FOMC（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投票中，對於加息決策，七位委員的投票支持反對比例為4:3。反對者表示，頻繁加息不一定能遏制通脹，反而可能導致衰退。對此，市場的反應是，「這將是最後一次上調利率」，沒人相信美聯儲會持續緊縮。
白宮對於貨幣緊縮表示了不滿，卡特總統認為激進加息可能引發衰退，並影響連任選舉。
國會眾議院銀行委員會主任羅伊斯公開質疑美聯儲的緊縮政策，他問美聯儲「拯救美元」是否有必要讓「男女失業，企業破產」。
由於利率上升可能導致美元升值，影響美國出口，出口廠商與工人也非常不滿。
1980年4月，聯邦基金利率達到前所未有的19.96%，導致了短期內的嚴重經濟衰退，還不起貸款的農民，開著拖拉機堵在美聯儲總部大樓前，咒罵沃爾克的貨幣緊縮政策。
但這些阻力沒有讓沃爾克放慢腳步，為推進貨幣緊縮，沃爾克還採取三項強力舉措：首先，將折現率上調1%，表明對抗通脹的決心；其次，提高銀行準備金率，促使信貸緊縮；最後，讓貨幣政策與聯邦基金利率脫鉤，直接以貨幣供應為政策目標。
激進的貨幣緊縮最終引發了經濟衰退。
從1979年9月至1980年5月，美國ISM製造業PMI指數從49.6降至29.4，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從66.7降至51.7。實際GDP環比增速（年化）從1979年三季度的3%下降至1980年二季度的—8%。失業率從5.9%上升至7.5%。根據NBER（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定義，美國經濟於1980年一季度進入衰退。
對此，美聯儲於1980年7月解除了信貸管控，經濟出現了強勁的反彈。1980年三季度，美國經濟迅速走出衰退，製造業PMI從5月的29.4上升至10月的55.5，消費者信心指數從51.7回升至75，M1同比增速從4%上升至7%，聯邦基金利率從10%上升至13%。10月，兩伊戰爭爆發，全球油價飆升，通脹危機再次降臨。
面對上述通脹風險，美聯儲很快開啟了新一輪緊縮，聯邦儲備金利率從1980年10月的13%再度飆升到12月的20%。——對美聯儲而言，緊縮是抗通脹的利劍，但對於卡特政府而言，緊縮帶來的衰退無疑是連任的巨大利空。1980年11月，卡特在總統競選中敗走麥城，里根當選新一屆美國總統。
受貨幣緊縮影響，1981年一季度製造業PMI再次降至50以下，聯邦基金利率逐步從22%又回落至15%。但到了1981年4月，M1出現明顯增長，同比增速上升至11.5%，CPI環比增速仍有1%，由於憂慮通脹風險，美聯儲還是選擇了緊縮。5月，聯邦基金利率上調至20%。
對於這次緊縮，美聯儲在1981年5月的會議紀要中寫道：CPI漲幅減緩不足以反映潛在通脹壓力的緩解，真正的重點，是要讓公眾感受到通脹在關鍵時刻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這對扭轉通脹和通脹預期至關重要。
1981年三季度，美國經濟再次陷入衰退。製造業PMI從7月的46.7下降至11月的36.1，並於1982年全年保持在40以下。消費者信心指數從73下降至65左右。CPI同比增速從1981年7月的10.8%下降至1982年底的4.6%，環比增速從1%大幅下降至0.2%。由此可見，在美聯儲反覆強力打壓下，通脹勢頭終於被壓制了下來。
這次的經濟衰退持續了五個季度。1982年7月後，美聯儲的任務終於從對抗通脹轉向提振經濟，聯邦基金利率下降。
1982年11月，美國經濟走出衰退，同時最重要的是，美國自此告別了高通脹，迎來了低通脹與持續增長的「大緩和」時代。經濟開始恢復增長，失業率也開始下降，美國經濟進入了良性發展的階段。
直到幾十年後，美聯儲的高級官員還撰文盛讚沃爾克「為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長期經濟擴張奠定了基礎」。
1）獲得市場信心以推動通脹預期下降是重中之重。沃爾克的最大成功之處在於迅速控制了通脹預期。他在上任伊始便向市場傳達了不惜一切代價對抗通脹的決心，在大幅加息引發經濟衰退，甚至在面對華盛頓爆發失業遊行，仍然頂住壓力加息。
事實證明，這種預期管控的堅定性是通脹治理成功的關鍵。回顧歷史，1965年後，美國出現通脹，但貨幣政策瞻前顧後搖擺不定，民眾和市場對美聯儲可以對抗通脹並不抱有信心，導致通脹預期持續高漲，進一步加大了通脹治理的難度。
60-80年代的四位美聯儲主席中，馬丁和沃爾克都成功控制了通脹，而伯恩斯和米勒任內通脹失控，後者的加息幅度並不小，但效果卻是天壤之別，問題就在於貨幣政策溝通及預期管理。後者的弱點在於被政治利益裹挾，被市場和民眾普遍認為他們不會為了對抗通脹而犧牲就業，因此無力扭轉通脹預期和刻板印象，使得通脹預期不斷自我強化。
相比之下，作為鷹派經濟學家出身的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堅定認為物價穩定是就業的基礎，堅定的、有力的緊縮政策樹立了市場與公眾信心，有效推動了通脹預期下行。
2）抑制通貨膨脹或需要經濟衰退作為代價。在沃爾克上台前，較為普遍的策略是漸進主義加息，即對聯邦基金利率進行微調，意圖在「溫水煮青蛙」的加息過程中接受緊縮，而不至於讓市場在短期內承受難以承受之重，引發經濟高空墜落。而沃爾克採取的是雷霆手段，控制貨幣供應量以大幅提升聯邦基金利率，短期內控制了通脹並建立起了美聯儲信譽。
雖然沃爾克成功抑制了通脹，但強力的緊縮也導致了雙底衰退。
希臘神話中有兩個水中怪獸，斯庫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分別守在墨西拿海峽兩側。其中女妖斯庫拉擁有六個頭顱，藏身懸崖下的岩洞中，吞噬過往的船隻和水手。卡律布狄斯長著巨嘴，通過吞吐海水製造出巨大的致命旋渦。凡是勉強逃出斯庫拉之口的，必被卡律布狄斯的漩渦吸入腹中。
剛剛逃出「通脹」的狼窩，又可能不幸落入「衰退」的虎口。這就是通脹治理的窘境，這也正是美國在強力緊縮時面臨的兩難困境。其中，失業率就是這種兩難悖論的體現。
近期，根據包括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兩名經濟學家在內的一個研究小組的最新估計，美國的失業率可能需要高達7.5％，是目前水平的兩倍，才能結束高通脹局面。
實際上，通脹和失業率之間存在一定的負相關關係。
1958年，紐西蘭經濟學家威廉·菲利普斯根據英國1861－1957年間失業率和貨幣工資變動率的經驗統計資料，提出了一條用以表示失業率和貨幣工資變動率之間交替關係的曲線。這條曲線表明：當失業率較低時，貨幣工資增長率較高；反之，當失業率較高時，貨幣工資增長率較低，甚至是負數。根據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理論，貨幣工資可以表示通貨膨脹率。因此，這條曲線就可以表示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反向交替關係。
這個曲線，經過薩繆爾森和漢森改良，並將其命名為「菲利普斯曲線」，使得菲利普斯名聲鵲起。
薩繆爾森用菲利普斯曲線告訴世人，要想降低失業率，增加通脹即可。這給了政治候選人送出了一個競選法寶，使得他們終於可以化解失業這個大難題。
有一個「痛苦指數」的概念，即通貨膨脹率加上失業率。痛苦指數越高，就意味著經濟景況越差，人們生活越痛苦。這個指數曾經預告了許多政治風雲人物告別政壇。比如美國在1976年，痛苦指數為13.5%，預示福特總統在競選連任中慘遭失敗；1980年，痛苦指數為19.4%，預告卡特總統在競選連任中失敗；1984年，痛苦指數約為10%，其中通貨膨脹指數約為3%，失業率約為7%，痛苦指數處於一個相對輕鬆的狀態，結果里根在競選連任中安全獲勝。
「里根經濟學」顯示，里根在大選年中，採用限制通貨膨脹、使失業率有所下降的政策，使痛苦指數保持在了最佳狀態，贏得了選民的好感，最終贏得了總統競選。
財政是政府運轉、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
遇到財政危機，可選的解決之道有徵稅和發行債權，但這兩者空間很小。徵稅實際上是對私人財富的直接剝奪，會打擊私人創造財富的積極性。要多發行債券，必須提高利率才可以，但這也會提升生產成本。
這兩種方式只是將財富從私人所有者手裡轉移到政府手裡，是不會發生通貨膨脹的。但是，這兩種方式都會破壞生產，導致政府收入的下降。
對政府而言，通貨膨脹，是阻力最小的增加收入，也是對抗金融危機、經濟蕭條的最佳方式。開動印鈔機就是政府解決問題的絕妙方案，足以達到政府短期利益和官員自身利益的高度一致。
雖然政策要追求長期主義，但是短期主義對於政府官員來說，更為重要。他們必須先保住自己的位子。重要時刻，他們顧不得身後的洪水滔天。
通貨膨脹，本質上就是一種溫水煮青蛙方式的、隱蔽的、合法的轉移普通人資產到政府手中的過程，很好地滿足了財政和穩定經濟的需求，也很好地滿足了官員短期政績的要求。
在這個過程之中，政府用幾乎沒有成本的貨幣，就可以購買到私人生產出來的實實在在的產品和服務。這就是「鑄幣稅」。
當然，通貨膨脹也會帶來短暫的繁榮。企業收入增加，也增加了政府的稅收。政府還債，用購買力已經降低的貨幣去歸還原來購買力較高的貨幣，又從私人手中把財富轉移到自己的手裡。
面對通貨膨脹，政府一般不會承認價格上漲就是印刷貨幣造成的，因為如果承認，通貨膨脹就會進一步體現出來。因此，通貨膨脹往往會被歸咎於囤積居奇的貪婪的商人和炒作的中介，還有炒房客，包括「蒜你狠」「姜你軍」，以及「丈母娘推高房價」，等等。其實商人和中介推動了價格的傳導，實際上是抑制通貨膨脹的功臣。
通貨膨脹被當成政府賺錢的有效策略，自古有之。
劉備入蜀後，因軍用不足而發愁，這時謀士劉巴向他提出一個建議，「但當鑄值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市」，劉備聽從了劉巴的建議，沒過幾個月「府庫充實」（《三國志劉巴傳》）。
原來，蜀國鑄造了一種「直百五銖」的錢幣，重量是普通五銖錢的四到五倍，但面值卻是它的百倍，虛增了二十多倍面值，赤裸裸地掠奪蜀中百姓的真實財富。基於此，劉備必然得不到當地土著的支持，這也是蜀漢政權根基不穩的經濟原因。
現代國家中，通貨膨脹成為其解決經濟問題的核心工具，以及剝奪居民財富的毒藥。土耳其統計局2022年10月公布的數據顯示，土耳其9月CPI同比上漲83.45%，創下自1998年以來最高紀錄。土耳其央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哈坎·卡拉在社交媒體上表示，土耳其通脹率已達二戰結束以來最高水平。官方數據顯示，與去年同期相比，9月土耳其交通價格上漲117.66%，食品和非酒精飲料價格上漲93.05%，家具和家用設備價格上漲89.68%，嚴重吞噬民眾消費能力。
通貨膨脹就是政府向私人加稅。它不斷地稀釋私人的儲蓄，也稀釋私人的可投資資本，這種影響極其隱蔽而又極其深遠。
回過頭來看沃爾克的拷問：通脹去哪兒了呢？
近三十年，冷戰結束後的和平紅利、經濟全球化紅利、人口紅利、環境成本紅利四大因素支撐全球低通脹，而目前四大紅利消失殆盡，這將導致通脹格局的結構性變化。
1）從中國來看。近十年來，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高潮的逐步消退，信貸需求下降，帶來全社會購買力下降，總需求不足，導致價格漲幅偏低。2012年之後，中國的CPI增長率一直維持在3%以下。即使在美國面臨通脹壓力的2021年，CPI僅比上年上漲0.9%，低於全年3%左右的預期目標。
2021到2022年，中國貨幣當局採用緊信用、高利率方案，有效抑制了需求，對抑制全球通脹發揮了重要作用。國家統計局10月14日發布的CPI月度報告顯示，9月，CPI同比上漲2.8%，環比上漲0.3%。1月至9月，全國居民消費平均價格比2021年同期上漲2.0%。
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牛育斌日前在國家發改委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這十年，我國物價運行平穩，價格總水平始終保持在合理區間，CPI年均漲幅為2%左右，充分體現了價格改革、價格調控、保供穩價取得的重大成績。
2）從全球來看。在全球化擴張的時期，低價的大宗商品和低勞動力成本防止了通脹。
一方面，中國供給成為全球通脹的緩衝力。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依靠廉價勞動力，為世界提供源源不斷的廉價商品。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對進口的依賴度不斷增加，但進口商品的價格指數卻基本沒有增長，30年累計僅有15%，年化增長率只有0.5%，也就是說，30年來，1美元對進口商品的購買力基本沒有變化。同時，開放的中國吸引了全球企業在中國設廠，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降低了全球生產的成本，消除因工資上漲等因素給進口國帶來的通脹壓力。
另一方面，技術進步降低了各種成本。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戴維斯研究發現，自2001年以來，技術進步（計算機、電子產品、信息技術等）對通脹的影響大約拉低了年均通脹率0.5個百分點。
但是，現在，雖然美國暴力加息已經使得通脹勢頭得到遏制，但從長期來看，低通脹時代已經結束。
以2022年為起點，一個高通脹時代已經到來。
過去，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通脹下行，帶領全球步入低通脹的大緩和時代。當前，全球通脹已經抬頭，尤其是歐美發達經濟體CPI創40年以來新高，全球CPI高於5％的經濟體占比超6成。這意味著，從大緩和時代步入高成本時代。
1）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抬升全球經濟成本。《巴黎協定》之後，各國簽訂的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協議直接使全球進入了綠色轉型的新時代。其含義有三，一是成本，二是技術創新，三是收益分配，其中綠色成本是目前最大問題，導致全球經濟成本在急劇增長。
全球「雙碳」目標將導致能源價格和工業品價格中樞上升。雖然可再生新能源的發展有助於緩解長期的能源價格壓力，但其規模很難在短期內滿足全球增長的能源需求，中短期，全球仍將面臨能源價格波動上行壓力。碳交易通過明確碳排放產權的方式，建立統一市場交易，高碳行業需要為碳排放付費，承擔更高的成本，為降低碳排放可能被迫限產，由此導致的供需不平衡將帶來工業品價格的上漲。碳稅則是直接的價格調控，按照污染者付費原則，高碳排放的企業將承擔更高的減碳成本。當前，已經有全球超過130個經濟體確立了碳中和目標，這些都將提升全球發展成本，這在本質上也是為了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付出的代價。這個過程將持續達二、三十年以上。
2）逆全球化帶來的影響。近年來，大國在科技、貿易等方面的核心利益的博弈更為凸顯，中美貿易衝突導致各主要國家開始反思過去數十年來的垂直分工體系，「以鄰為壑」成為國際貿易的新動向，各國也開始打造內循環，都在對關鍵核心技術制定備胎計劃。首先，美國不滿於自身貿易巨額逆差，對全球化的興趣下降，國內貿易保護主義抬升，並演變為逆全球化力量。其次，新興市場經濟體快速發展，帶動區域貿易一體化發展，對全球化有新的訴求。如果全球分工的價值鏈越長，原材料供應商越單一，出現供應鏈瓶頸的風險就越高，於是各國開始重新審視全球化分工的效率優先，開始兼顧供應鏈安全和效率，這種趨勢將導致效率的下降和成本的上升，支撐低通脹的全球化紅利可能告一段落。
近幾年來，無論是疫情初期全球口罩、呼吸機大量短缺造成死亡率居高不下，還是之後晶片短缺造成手機、汽車產量下降甚至停產，都暴露出這種基於帕累托最優原則進行的全球分工的脆弱性，各國已不再將成本控制作為全球供應鏈布局的首要考慮因素。
2021年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之初，簽發了關於加強美國供應鏈的行政令，旨在供應鏈去中國化，但製造業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國家，將可能導致成本增加。拜登政府提出「印太經濟框架」，由美國主導重塑貿易和供應鏈規則，這實質上是基於意識形態和盟友關係開展的陣營貿易，將更多的發展中國家排除在體系之外，將阻礙比較優勢的發揮，增加了生產成本。以此為代表，全球化分工的邏輯已經悄然發生變化，預示著一個將安全視為更重要標準的時代即將到來。
3）全球老齡化導致的勞動力短缺。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2019年發布的人口展望報告預計，到2050年人口達到峰值並開始持續下降的國家或地區數量將增至55個；同期，世界人口老齡化加劇，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將從目前的約9%增長到16%，屆時歐洲和北美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將占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在世界人口增長放緩、多國人口先後達峰的背景下，勞動力不足已成為全球性問題，對生產成本造成巨大壓力。
4）地緣政治惡化。地緣政治衝突會增加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尤其是資源國衝突加劇通脹壓力。歷史上，典型代表是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引發的滯脹，1973年，中東戰爭引發12個OPEC國家石油禁運，引發第一輪石油危機；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及隨後的兩伊戰爭，引發第二輪石油危機，油價大幅上漲。
當前，俄烏衝突帶來的能源和糧食危機正在加劇通脹。俄羅斯的天然氣、原油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分別達到27%和12%，對全球供需平衡有重要影響。俄羅斯和烏克蘭還都是世界的糧食出口大國，兩國在全球穀物出口中占比超過三分之一，在全球大麥出口中占比19%，在小麥出口中占比14%，在玉米出口中占比4%。俄烏衝突加劇了全球短期能源和糧食的供給壓力，給全球通脹火上澆油。
近幾年來，地區之間衝突已成為常態化，一方面對於產業鏈、供應鏈和國際貿易造成嚴重衝擊，另一方面，地緣衝突帶來了防務成本的增長。俄烏衝突後，長期保持中立的國家紛紛轉投北約等西方陣營，可能引發新一輪軍費擴張周期，加劇全球通脹風險。首先，軍費備戰的支出增長，限制非國防的生產要素投入，導致其它民生產業投資受限。其次，戰爭融資具有滯脹特性，可能導致債務貨幣化，最終加劇通脹。
此外，當前資源民族主義盛行，抬升了資源品的供給風險，推高中長期通脹壓力。如2022年，印尼限制煤出口保障國內供應；智利議會通過了將採礦企業國有化的新憲法；秘魯對銅礦加征開採稅和礦區土地使用費；墨西哥總統主張鋰礦開發完全排除外國企業和技術，這些都增加了全球增長的成本。在安全成為更重要關切的今天，資源民族主義或將有力推動全球邁向更高成本的時代。
5）債務償還成本提高。當前大環境下，發達經濟體紛紛進入貨幣政策緊縮狀態。通脹「高燒難退」，主要發達國家央行接連釋放「強鷹」信號，這將對全球經濟帶來重大影響。比如，美聯儲加息推升了美國國債收益率，吸引更多海外資本湧入美元市場，推高美元匯率和美元資產價格，同時也會推高美元債務的償還成本。
綜上，隨著多種原因導致生產、服務和流通成本的增加，全球經濟生活不再像過去幾十年樣便宜了。
短期而言，通脹並無大礙；從長期來說，我們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應對準備：
1）積極穩妥推進實現雙碳目標。為應對碳中和碳達峰帶來的能源成本上升壓力，要做好國內保供穩價，探索與雙碳目標相協調的產業、財政和貨幣政策。一是產業政策要基於中國煤炭能源為主的國情，做好國內保供穩價，加大能源儲備，應對國際能源供給衝擊。二是探索相關財稅政策。穩妥推進碳稅工作，充分考慮中國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研究適合中國國情的財稅策略，避免碳稅開徵對生產和貿易成本的負面影響。
2）對沖逆全球化的滯漲效應。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打造更高水平開放，一方面要發展國內統一大市場，另一方面要加入更多高水平區域貿易協定。要深化價格機制改革，提高貿易效率，降低經營成本。推動市場化改革，增強市場議價能力，以優化市場環境降低市場主體成本。
3）提升勞動生產率。針對勞動要素成本上升壓力，要積極推動製造業升級和人力資本積累，有效提升勞動生產率，推動經濟增長從勞動成本驅動轉向生產率驅動。加大人力資本積累力度，特別是加大力度培養新興產業科技人才，創造新一輪工程師紅利，將中國製造大國的優勢轉化為製造強國的強大動力。
4）提升國際治理中的話語權。針對此起彼伏的全球政治、軍事和經貿摩擦，關鍵在於提升國際治理中的話語權。一是積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升國際治理中的話語權，通過對話溝通增進戰略互信。二是制定有效策略積極應對單邊制裁風險，儘量避免關鍵原材料斷供帶來的嚴重衝擊。三是深入落實「一帶一路」倡議，重心集中於東南亞、歐洲地區。鞏固與東協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強化供應鏈合作。
「通脹去哪兒了？」沃爾克之問，今天已經有了回答。
穿越四十年，大水再次泛濫，斯庫拉和卡律布狄斯的鬼魅身影在這個大水之中時隱時現。但是，政策的選擇只是短期的博弈，放眼望去，一場大水已經在路上，一個新時代正在開始。
對於個人而言，跨越階層永遠是最深邃的追求，但大通脹時代的到來，對人們的資產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個要求，就是要走出「越存錢越窮」的怪圈，就是要在大通脹時代之際及時轉換生存模式，真正突破普通人此前難以跨越階層的終極困難。
對於個人而言，就是要做好迎接高成本高通脹時代的準備。天上下雨前，要拿出水盆等著。或者，搶在滂沱大雨來臨之前，造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船。當水漲起來的時候，最好的結局，就是讓自己的財富水漲船高。
你，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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