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好人總是袖手旁觀？選擇沉默的人性機制
圖／Pixabay
前言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五號那一天，我跟先生在幫我們的長子安德魯安頓大學新生生活。我們去沃爾瑪(Walmart)超市買了小冰箱與地毯，幫他把海報貼到床邊的牆上，也參加了校方規定的家庭惜別午餐會，才驅車回到比往常稍顯安靜的家。
兩週後，安德魯打電話來，這很不尋常，因為他跟大多數青少年一樣，能傳簡訊就傳簡訊。他哽咽地告訴我，宿舍有個學生剛過世了。
從電話那頭的描述聽來，他們有很多共同點：都是大一新生，都來自麻薩諸塞州，分別就讀互別苗頭的預備中學，兩人也都有弟弟。
我問他：「怎麼會這樣呢？」
他說那個學生跟朋友喝醉酒，在週六晚上大約九點跌倒撞到了頭。他的朋友、室友和袋棍球隊友照料他好幾個小時，還讓他揹上背包，以免他翻成仰臥姿勢而被嘔吐物噎死。他們也不時確定他還有呼吸。
不過，事發將近二十小時，他們就是沒有打九一一。
等他們終於在週日下午四點左右向外求援，已然太遲。那名學生在送醫後被接上維生器，好讓他的家人能飛來見他最後一面。
當初若有立即醫療照護能否挽回他的性命，現在已無從應證，或許可以，不過他並沒得到那個機會。大學生面對嚴重事故卻毫無應變力，這種事例實非罕見。
即使後果可能相當慘重仍選擇束手無為，不只是大學生會這樣。一名男性被強行拖下聯合航空班機，錄下的過程在網路瘋傳，為什麼大多數乘客在事發當下默默待在座位上？同事開口損人或有騷擾行為，是什麼原因令其他人保持沉默？經過這麼多年，教會領袖為何不舉報天主教神父的性虐待犯行？
我在一九九○年代是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研究生，過去二十年間在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擔任教授—我的學術生涯都聚焦於社會規範的影響力，也就是形塑我們行為的不成文規定。人雖然會遵循這些規範以融入社群，但也可能對規範嚴重誤判。
袖手旁觀的案例看似相互迥異，但我愈想愈覺得明顯，這些事件根本肇因於同樣因素：對事件本質感到困惑，旁觀者不覺得對此有個人責任，誤判社會規範，害怕插手的後果。
我透過研究發現，教育民眾社會規範的力量、點出我們對這些規範屢犯的誤判以及誤判的後果，都能幫助人採取更適當的行動。我的研究顯示，大一女生得知校園社群規範其實是在推崇不健康的體態典型，之後出現飲食失調的比率較低；大學生得知許多同學都在跟心理問題
拔河，對心理健康服務的觀感會更正面。我們常會誤判旁人真正的想法—以為所有女性都想瘦、別的大學生從未感受悲傷寂寞—協助人理解誤判的心理成因，會減少我們對他人的錯待與誤解，亦使我們的身心更健全。這也可以鼓舞我們採取應對行動。
一九八七年，我在史丹佛念大學時首次接觸到心理學。我還記得，當我學到身處人群會對個人行為造成多強烈的影響，我感到非常驚異。我有幸能受教於菲爾．津巴多(PhilZimbardo)，他的史丹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xperiment)至今仍是心理學界最知名也最具爭議的研究之一。能透過他入門社會心理學，實在難得！
在那個年代，研究人員能設計實驗並測量人的行為，但我們無法破解行為的生成機制；我們看不到人腦如何運作。神經科學近年來的突破使情況完全改觀，現在我們可以即時監測人腦如何處理特定情境、壓力與經驗。如同我將透過本書描述的，這些研究結果已經揭露，許多導致人袖手旁觀的決策過程並非出於深思熟慮，而是腦部在自動層級的反應。
我寫這本書是想幫助大家了解，人類在惡行前傾向沉默的天性源於哪些心理因素，這種沉默為何又是促使惡行持續的重要推手。本書的前半部說明導致好人作惡的情境與心理因素(第一章)，而這些因素會造成一種更常見的現象，就是我們面對他人惡行時的沉默無為(第二到五章)。接下來，我會解釋在中小學校園霸凌(第六章)、大學性騷擾(第七章)、職場不當行為(第八章)此類特定的現實情境中，這些因素會如何克制旁觀者的行動。
最後，我會檢視有些人更容易挺身反抗他人的原因，我們又能從這些反叛勇者身上學到什麼(第九章)。我會在末章做策略探討，不論各人性格為何，這些策略都能在別人亟需我們伸出援手時，使我們更能勇於發聲、採取行動。
我想讓大家了解導致人袖手旁觀的力量，並提供在個人生活中抗拒這類壓力的實用策略，希望這能協助本書讀者挺身而出、做對的事情，即使感覺困難重重。最終，我要說的就是破解旁觀者沉默無為的秘訣，並確保不會有人得在重傷後空等二十小時，才有人拿起電話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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